宋代造船业
王曾瑜
造船术起源古老。在原始社会,人类已懂得“刳木为舟,剡木为楫”①。千百年来,它始终是各个时代,各个国家、各个民族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。宋代造船业的发达,同样反映了当时经济的巨大增长,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。
宋代造船业分官营和私营两类。因记载的欠缺,私营的性质、规模和分布情况已不大清楚。
宋朝官营手工业属非自由资本主义性质,其工匠的身份比较复杂。有配隶的犯人,他们身份最卑贱,“昼则重役,夜则鏁鋜,无有出期”②。有厢军,招兵时“有手艺者试验,改刺充工匠”③。他们须“刺破手、面”,即在脸上或手上刺字,④实行军事编制,住在“营房”⑤。此外,还有民间轮流徵发来的工匠。各类工匠都无自由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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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《周易·系辞下》。
②《宋会要》职官43之176。
③《长编》卷467元祐六年十月丙子。《庆元条法事类》卷7《监司巡历》也有类似记载。
④《宋会要》职官16之9。
⑤《宋会要》职官29之7。
言,如“厌倦工役,将身逃走”,须追捕办罪。①
官府对民间徵发来的工匠,原则上实行“和雇”,支付“工钱”。如不愿在官府做工,有时可出“买工钱”赎免。②对厢军和招刺的工匠,也按募兵制的规定,发放钱、粮和衣装。显然,这些人虽都从事雇佣劳动,却是强制性的。
这是官营手工业的一般情况。官营造船业的情况也并不例外。
北宋仁宗初年,湖南路转运使上奏,要求将“诸州杂犯配军”“悉送潭州”,从事水运、造船等重役。③
温州造船场有“兵级”247人,南宋初,裁减为100人,裁撤者“拨归本州充厢军役使”④。南宋高宗时,江西路洪、吉、赣三州的官营船场各有“工役、兵卒二百人,立定格例,日成一舟”⑤。这里的“工役”,则可能是指民间徵发的工匠。
一人干一天工作,谓之一“工”。这种计算劳动量的单位,前代已有。到了宋朝,因“和雇”工役的普及,用“工”计算劳动量,论“工”付酬的情况极为常见。⑥南宋宁宗末年,鄂州造船三十艘,官员们报告朝廷,说预计用45,730工,⑦说明鄂州“和雇”了民间工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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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《宋会要》职官16之9。
②“买工钱”一词见《宋会要》职官16之16。
③《宋会要》刑法4之68。
④《宋会要》食货50之11。
⑤《宋会要》食货44之7,48之7。又据宋孝宗时赵善括《应斋杂著》卷1《船场纲运利害劄子》说:“江西上游”,“置立船场”,“岁额船二百艘”,“兵匠百人”。
⑥《四明它山水利备览》卷上,建回沙闸:“石匠工钱:每工支官会(纸币)二贯八百文,米二升二合”;“杂夫:每工支官会一贯五百文”;“砌粗石:每工支官会二贯三百文”。
⑦《宋会要》食货50之35。
“和雇”工匠的普遍,反映了生产关系的变化,与强徵的无偿劳役相比,是历史性的进步。但总的说来,处在中古后期的官营手工业,已日益成为发展生产的桎梏。强制的雇佣劳动,本非工匠所愿,何况减克工钱,折磨以至虐杀工匠的事层出不穷,工匠们起而反抗也史不绝书。官僚机构腐败,贪污和舞弊的现象更极其突出。①
官营船场的产品有纲船(漕运船)、座船(官员客船)、战船、马船(运兵船)等类,供官府自用。北宋以纲船为主。到了南宋,运河漕运额锐减,纲船产量随之下降;因防江防海的任务突出,战船的产量与质量都有提高。
宋朝官营船场分布很广。北宋真宗末年,纲船年产量为2,916艘,其中江西路虔州(后改名赣州)、吉州计1,130艘,比例最大。②至北宋后期,两浙路温州和明州跃居第一,额定年产量各600艘,而江西路与湖南路的虔、吉、潭、衡四州共723艘。③
关于私营造船业的情况,这里只介绍东南沿海的一鳞半爪。
南宋政府曾在福建路与广东路设立船场,到宋孝宗时即予撤销。④这里的官营造船业不发达,私营造船业却在繁荣的国内外贸易的沃土中滋生,根深而叶茂。南宋官员上奏说:“漳、泉、福、兴化,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,乃自备财力,兴贩牟利而已。”⑤可见福建沿海的四个州、军都有私营船场。官府一不生产商船,二不经营海外贸易。最近发掘的泉州南宋海船,装载很多外贸输入品,应是民间商船,属私营造船业的产品。
①关于官营造船业腐败的情况,可见《乖崖先生文集》卷11《申堂自陈状》,《应斋杂著》卷1《船场纲运利害劄子》,又《宋会要》食货50也有零星记载。
②《宋会要》食货46之1,虔州,《宋会要》原作处州,乃是刊误。今据《文献通考》卷25改正。依各州造船数相加,为2915艘,与总额差1艘。
③《宋会要》食货50之4,职官42之53。
④《宋会要》食货50之27。
⑤《宋会要》刑法2之137。
“福建、广南海道深阔”,不象两浙路明州一带,是“浅海去处,风涛低小”,地理条件促使人们造较大的海船。①广东路地旷人稀,开发颇差,经济落后,故造船技术并不高明。船舶往往不用铁钉和桐油,“皆空板穿藤约束”,而以乾茜草填塞藤缝。②福建路人烟稠密,经济水平颇高,造船技术相当精湛。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176记载:“海舟以福建为上。”当时称福建船为“南船”。③按北宋的惯例,遣使航海去高丽,不就近于北方招募海船,要“先期委福建、两浙监司顾募客舟”④,说明这两路的海船业居全国之冠。尖底海船吃水深,抗风浪能力强。从文献记载看,福建和两浙都使用尖底海船,新发掘的泉州海船更提供了实证。南宋孝宗初,张浚的都督府下令“明、温州各造平底海船十艘”,遭到明州造船者的反驳,说:“平底船不可入海!”⑤
由于造船业的发达,宋朝海运量也相当可观。南宋初,官府从广东路潮州发运三万石粮到福州,每一万石为一“纲”,共计前后“三纲”;而另一支船队则载粮直达温州。⑥另一回,又计划由广东“收籴”十五万石粮,“差雇舟船”,“运至福、泉、漳州”,结果广东直接把粮米输送临安,而“无陈腐湿恶”⑦。福建的海船数目更多,“纲运皆由海道”,频繁地“差雇海船”。为防江防海,将“福建路海船频年召募把隘,多有损坏,又拘靡岁月,不得商贩。缘此民家以有船为累,或低价出卖与官户,或往海外不还,甚者至自沉毁”。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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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《宋会要》食货50之18载,在明州一带海面使用的纫鱼船,不能用于福建沿海,须另造载重加倍的战船。
②《岭外代答》卷6。
③“南船”一词见《宋会要》食货50之30,刑法2之102。
④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卷34《客舟》。
⑤《宋会要》食货50之20。
⑥《宋会要》食货43之18,47之16。
⑦《宋会要》食货40之20。
是宋廷改变办法,将阔一宋丈二宋尺以上的海船,“每县各分三番”,一年“把隘”,“二年逐便经纪”,阔一宋丈二宋尺以下的船则负担纲运。①以上事例反映了私营海船场产量之高。
自唐以来,广州长期是对外贸易的中心。泉州设立市舶司,已在北宋后期,上距开国达一百二十余年。但后来泉州的国内外贸易扶摇直上,超过广州,成为世界著名商港,应与比广州先进的造船业有关。从国内来说,如广西路的海南岛,“泉舶”就每年必到,以酒、米、面粉、纱、绢、漆器、瓷器等货物,与黎族人民交换土特产。②在国外,泉舶也乘长风,破巨浪,行驶于当时的天涯海角。最近发掘出的这艘远航归来的货船,就是介绍泉州造船业的无声发言人。
大海船不可能是家庭手工业或小作坊的产品,估计宋代沿海的私营船场应具相当规模。私营船场的性质缺乏记载,按当时的一般情况推测,使用奴隶劳动的可能性很小,而雇佣工匠的情况则不能排除。
由于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,使宋代的造船技术有很大的进展。
首先,在海船上广泛地使用指南针和罗盘,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。北宋的《萍洲可谈》和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,南宋的《诸蕃志》和《梦粱录》对此都有记述,此处不详谈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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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《高峰文集》卷5《漳州到任条具民间利病五事奏状》,《宋会要》食货50之13。
②《诸蕃志》卷下。
在动力方面,除帆和桨外,南北朝的陈代发明的踏车得到了推广和提高。《陈书》卷13《徐世谱传》说:“世谱乃别造楼船、拍舰、火舫、水车,以益军势。”此处的“水车”应即是后世的车船。李纲说,荆湖南、北路一带的车船“其大有至三、四十车者”,每车有两个轮,“鼓蹈双轮势似飞”,“施于大江重湖,以破长风巨浪,乃其所宜”①。南宋初有一种“飞虎战舰,傍设四轮,每轮八楫,四人旋斡,日行千里”②。楫就是翼片,每轮有八个翼片击水。每一双翼轮设于船舷两侧,贯轴一根,谓之一“车”。船舱里的轴上当设有踏板,供人“鼓蹈”。估计踏车的发明与农田用的水车有关。飞虎战舰是小船,只两车四轮,每车两人蹬踏,即可“日行千里”。如果是三、四十车的大船,每车的蹬踏者恐怕不止两人。有的船还实行车、桨并用,在宋孝宗时,建康府就造了一种“一车十二桨四百料战船”③。车船不能航行浅水,也未用于航海,其优点是速度快。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,杨么军曾以车船痛击官军。在著名的采石之战,南侵的金军面对“迅驶如飞”的车船,只能望江兴叹。④车船装备了最原始的螺旋桨,是近代明轮汽船的祖宗。
杜甫诗说:“蜀麻吴盐自古通,万斛之舟行若风。”⑤撇开诗的夸张,可知唐朝已使用“斛”作船舶的载重单位。宋朝更多地使用“料”的概念。宋太宗时,已有“千料船”和“千料已下船”的记载。⑥关于料的含义,且引两条记载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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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《梁豁全集》卷29《教习战舰五绝》序:“长沙有长江重湖之险,而无战舰水军。余得唐嗣曹王皋遗制,创造战舰数十艘,上下三层,挟以车轮,鼓蹈而前,驶于阵马。募水军三千人,日夕教习,以二月十八日临清门按阅,旌旗戈甲一新,观者如堵。成五绝句以志之。”卷103《与宰相论捍贼劄子》,卷121《与吕安老龙图书》。
②《要录》卷56绍兴二年七月丁丑。
③《宋会要》食货50之22。又据食货50之28载,有一种马船,“暗置女头(护板)、轮、桨,使可折卸”。要随时拆卸,技术上更不易,食货50之33记载一种“铁壁铧觜船”,“两边各安车二座并桨三枝”。
④《会编》卷238,239,241,242记载了宋军使用车船的情况。
⑤《全唐诗》卷229《夔州歌十绝句》。
⑥《宋会要》食货42之2,46之3。
“(宋徽宗政和三年)九月十三日,两浙转运司奏:……缘本路所管纲船并是三百料,与他路大料纲船不同。……每船一只,装米二百四十石外,有六十石力。”①
“(宋高宗)建炎四年七月三十日,户部言:……且以五百料船为率,依条八分装发,留二分揽载私物,如愿将二分力升加料装粮,听。八分正装计四百硕,每四十硕破一夫钱米;二分加料计一百硕,旧法每二十硕破一夫。”②
按漕运制度,允许雇募来的水手艄工附装二分客商私货,如二分载重量也装有官物,每二十石可增加雇一人的钱米。由上引计载可知,料和斛、石实际上是一回事。沈括说:“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为一石,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。”⑧当时船舶载重,“皆以米为准”④。一石米为92.5宋斤,约合110市斤,这就是一料的载重量。
“料”的原意是指材料、物料,所以转用为载重计量单位,大概与船舶设计有关。当时设计船舶主要以载重多少石为准,再依据行江航海等实际需要,计算长度、宽度等等数据,画成“船样”(图纸)。并且估算用料若干,人工若干,共计造价若干,以便官府支拨钱粮。如船舶造得好,宋廷往往向别处船场颁发“船样”,命令仿造。⑤载重量大的用料多而大,载重量小的用料少而小,久而久之,“大料”和“小料”就成了载重量大小的代名词。⑥由此可知,宋代造船业从设计到施工,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,有了一套科学化的工作程序。能把载重多少作为设计指标,没有相当纯熟的工艺水平,显然是办不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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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《宋会要》食货45之4,49之29~30。
②《宋会要》食货43之16,47之15。
③《梦溪笔谈》卷3。
④《武经总要》前集卷11:“凡水战以船舰大小为等胜,人多少皆以米为准,一人不过重米二石。”事实上各类船舶都是如此。
⑤《宋会要》食货50之34:“温州言:制置司降下船样二本,仰差官买木,于本州有管官钱内各做海船二十五只。”
⑥《宋会要》食货50之13有“小料”、“大、小料”的名称,前引的正文也有“大料纲船”的说法。
泉州发掘的宋船估计载重为200吨,约折合宋时3636料,由于计料都用整数,应是三千六百料的海船。《梦粱录》卷12《江海船舰》载:“海商之舰大小不等,大者五千料,可载五、六百人。”一般大船载重约275吨,比这艘船更大。五千料决非大船的极限。北宋神宗时,荆湖地区有一艘内河“万石船”,“钱载二千(应为‘十’)万贯,米载一万二千石”①,其载重约660吨。宋神宗派使节去高丽,命“明州造万斛船二只”。②宋徽宗时出使高丽,又造了两艘更大的海船,号为“神舟”。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没有交待神舟的载重,但不妨与同行的六艘“顾募客舟”作比较。这六艘船各“长十馀丈,深三丈,阔二丈五尺,可载二千斛粟”。“神舟之长阔高大、什物器用、人数,皆三倍于客舟”⑧。如按长、深、阔各三倍于客舟计算,其容积和载重应为二千料船的二十七倍。当然,这种简单化的计算与实际必有误差;如作保守的估计,神舟也应是二万料以上的大船,载重1100吨以上。南宋时,内河车船有长达三十六宋丈的,④约合111米。神舟的长度约四十宋丈上下,即使以现代的眼光看,也相当可观了。在当时,真成了“超冠今古”的庞然大物,“巍如山搬,浮动波上,锦帆鹤首,屈服蛟螭”。很多外国人聚集海岸,观看远航的友好使船,“倾国耸观”,“欢呼嘉叹”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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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《画墁集》卷8。据《宋史》卷180《食货志》,一贯钱重五斤。二十万贯合百万斤,大体相当一万二千石米的重量。
②《说郛》卷37《倦游录》。
③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卷34《客舟》。
④《老学庵笔记》卷1。
⑤《官和奉使高丽图经》卷34《神舟》。
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,造大船极其不易。南宋初,命抚州造二十二宋丈车船,“法当用材四丈有馀,此材非深山穷谷中无有”,砍伐后“致之水滨”,相当费力。①广西路钦州出产一种乌婪木,最宜做数万料大船的舵,“缜理坚密,长几五丈,虽有恶风怒涛,截然不动”,“真凌波之至宝”。在本州值数百贯一根,因运输困难,到得广州,就涨价十倍。③
大船的结构也相当复杂,且以宋徽宗时出使高丽招募的六艘二千料客舟为例。“皆以全木巨枋搀叠而成,上平如衡,下侧如刃”。全船分三舱,中舱又分四室。防水隔舱很早以来已由中国人首先发明,这次发掘的“泉舶”更分了十三舱。“客舟”船头用石丁石作锚,“上绾藤索,其大如椽,长五百尺”。抛锚起锚则使用滑轮。如遇“风涛紧急”,还须加抛“游矴”。船尾的正舵有“大小二等,随水浅深更易”,另加设两个“三副舵”。船舷两侧“傅大竹为橐以拒浪”。装载人与货,则以竹橐当吃水线,“水不得过橐”。主桅杆高十宋丈,前桅杆高八宋丈,共装帆110幅,正风用帆,“稍偏则用利篷”。“风有八面,唯当头不可行”,可见是高效率的航帆。此外,又用鸟羽测风向,以铅硾测水深,尖底船“海行不畏深”,最怕是搁浅倾覆。③这六艘船是两浙路和福建路先进海船业的杰作。现代大海船可以看作工业技术展览会,当时的大海船也同样起着手工业技术展览会的作用。宋朝的造船业曾在当时世界居于先进行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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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船术起源古老。在原始社会,人类已懂得“刳木为舟,剡木为楫”①。千百年来,它始终是各个时代,各个国家、各个民族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。宋代造船业的发达,同样反映了当时经济的巨大增长,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。
宋代造船业分官营和私营两类。因记载的欠缺,私营的性质、规模和分布情况已不大清楚。
宋朝官营手工业属非自由资本主义性质,其工匠的身份比较复杂。有配隶的犯人,他们身份最卑贱,“昼则重役,夜则鏁鋜,无有出期”②。有厢军,招兵时“有手艺者试验,改刺充工匠”③。他们须“刺破手、面”,即在脸上或手上刺字,④实行军事编制,住在“营房”⑤。此外,还有民间轮流徵发来的工匠。各类工匠都无自由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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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《周易·系辞下》。
②《宋会要》职官43之176。
③《长编》卷467元祐六年十月丙子。《庆元条法事类》卷7《监司巡历》也有类似记载。
④《宋会要》职官16之9。
⑤《宋会要》职官29之7。
言,如“厌倦工役,将身逃走”,须追捕办罪。①
官府对民间徵发来的工匠,原则上实行“和雇”,支付“工钱”。如不愿在官府做工,有时可出“买工钱”赎免。②对厢军和招刺的工匠,也按募兵制的规定,发放钱、粮和衣装。显然,这些人虽都从事雇佣劳动,却是强制性的。
这是官营手工业的一般情况。官营造船业的情况也并不例外。
北宋仁宗初年,湖南路转运使上奏,要求将“诸州杂犯配军”“悉送潭州”,从事水运、造船等重役。③
温州造船场有“兵级”247人,南宋初,裁减为100人,裁撤者“拨归本州充厢军役使”④。南宋高宗时,江西路洪、吉、赣三州的官营船场各有“工役、兵卒二百人,立定格例,日成一舟”⑤。这里的“工役”,则可能是指民间徵发的工匠。
一人干一天工作,谓之一“工”。这种计算劳动量的单位,前代已有。到了宋朝,因“和雇”工役的普及,用“工”计算劳动量,论“工”付酬的情况极为常见。⑥南宋宁宗末年,鄂州造船三十艘,官员们报告朝廷,说预计用45,730工,⑦说明鄂州“和雇”了民间工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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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《宋会要》职官16之9。
②“买工钱”一词见《宋会要》职官16之16。
③《宋会要》刑法4之68。
④《宋会要》食货50之11。
⑤《宋会要》食货44之7,48之7。又据宋孝宗时赵善括《应斋杂著》卷1《船场纲运利害劄子》说:“江西上游”,“置立船场”,“岁额船二百艘”,“兵匠百人”。
⑥《四明它山水利备览》卷上,建回沙闸:“石匠工钱:每工支官会(纸币)二贯八百文,米二升二合”;“杂夫:每工支官会一贯五百文”;“砌粗石:每工支官会二贯三百文”。
⑦《宋会要》食货50之35。
“和雇”工匠的普遍,反映了生产关系的变化,与强徵的无偿劳役相比,是历史性的进步。但总的说来,处在中古后期的官营手工业,已日益成为发展生产的桎梏。强制的雇佣劳动,本非工匠所愿,何况减克工钱,折磨以至虐杀工匠的事层出不穷,工匠们起而反抗也史不绝书。官僚机构腐败,贪污和舞弊的现象更极其突出。①
官营船场的产品有纲船(漕运船)、座船(官员客船)、战船、马船(运兵船)等类,供官府自用。北宋以纲船为主。到了南宋,运河漕运额锐减,纲船产量随之下降;因防江防海的任务突出,战船的产量与质量都有提高。
宋朝官营船场分布很广。北宋真宗末年,纲船年产量为2,916艘,其中江西路虔州(后改名赣州)、吉州计1,130艘,比例最大。②至北宋后期,两浙路温州和明州跃居第一,额定年产量各600艘,而江西路与湖南路的虔、吉、潭、衡四州共723艘。③
关于私营造船业的情况,这里只介绍东南沿海的一鳞半爪。
南宋政府曾在福建路与广东路设立船场,到宋孝宗时即予撤销。④这里的官营造船业不发达,私营造船业却在繁荣的国内外贸易的沃土中滋生,根深而叶茂。南宋官员上奏说:“漳、泉、福、兴化,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,乃自备财力,兴贩牟利而已。”⑤可见福建沿海的四个州、军都有私营船场。官府一不生产商船,二不经营海外贸易。最近发掘的泉州南宋海船,装载很多外贸输入品,应是民间商船,属私营造船业的产品。
①关于官营造船业腐败的情况,可见《乖崖先生文集》卷11《申堂自陈状》,《应斋杂著》卷1《船场纲运利害劄子》,又《宋会要》食货50也有零星记载。
②《宋会要》食货46之1,虔州,《宋会要》原作处州,乃是刊误。今据《文献通考》卷25改正。依各州造船数相加,为2915艘,与总额差1艘。
③《宋会要》食货50之4,职官42之53。
④《宋会要》食货50之27。
⑤《宋会要》刑法2之137。
“福建、广南海道深阔”,不象两浙路明州一带,是“浅海去处,风涛低小”,地理条件促使人们造较大的海船。①广东路地旷人稀,开发颇差,经济落后,故造船技术并不高明。船舶往往不用铁钉和桐油,“皆空板穿藤约束”,而以乾茜草填塞藤缝。②福建路人烟稠密,经济水平颇高,造船技术相当精湛。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176记载:“海舟以福建为上。”当时称福建船为“南船”。③按北宋的惯例,遣使航海去高丽,不就近于北方招募海船,要“先期委福建、两浙监司顾募客舟”④,说明这两路的海船业居全国之冠。尖底海船吃水深,抗风浪能力强。从文献记载看,福建和两浙都使用尖底海船,新发掘的泉州海船更提供了实证。南宋孝宗初,张浚的都督府下令“明、温州各造平底海船十艘”,遭到明州造船者的反驳,说:“平底船不可入海!”⑤
由于造船业的发达,宋朝海运量也相当可观。南宋初,官府从广东路潮州发运三万石粮到福州,每一万石为一“纲”,共计前后“三纲”;而另一支船队则载粮直达温州。⑥另一回,又计划由广东“收籴”十五万石粮,“差雇舟船”,“运至福、泉、漳州”,结果广东直接把粮米输送临安,而“无陈腐湿恶”⑦。福建的海船数目更多,“纲运皆由海道”,频繁地“差雇海船”。为防江防海,将“福建路海船频年召募把隘,多有损坏,又拘靡岁月,不得商贩。缘此民家以有船为累,或低价出卖与官户,或往海外不还,甚者至自沉毁”。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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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《宋会要》食货50之18载,在明州一带海面使用的纫鱼船,不能用于福建沿海,须另造载重加倍的战船。
②《岭外代答》卷6。
③“南船”一词见《宋会要》食货50之30,刑法2之102。
④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卷34《客舟》。
⑤《宋会要》食货50之20。
⑥《宋会要》食货43之18,47之16。
⑦《宋会要》食货40之20。
是宋廷改变办法,将阔一宋丈二宋尺以上的海船,“每县各分三番”,一年“把隘”,“二年逐便经纪”,阔一宋丈二宋尺以下的船则负担纲运。①以上事例反映了私营海船场产量之高。
自唐以来,广州长期是对外贸易的中心。泉州设立市舶司,已在北宋后期,上距开国达一百二十余年。但后来泉州的国内外贸易扶摇直上,超过广州,成为世界著名商港,应与比广州先进的造船业有关。从国内来说,如广西路的海南岛,“泉舶”就每年必到,以酒、米、面粉、纱、绢、漆器、瓷器等货物,与黎族人民交换土特产。②在国外,泉舶也乘长风,破巨浪,行驶于当时的天涯海角。最近发掘出的这艘远航归来的货船,就是介绍泉州造船业的无声发言人。
大海船不可能是家庭手工业或小作坊的产品,估计宋代沿海的私营船场应具相当规模。私营船场的性质缺乏记载,按当时的一般情况推测,使用奴隶劳动的可能性很小,而雇佣工匠的情况则不能排除。
由于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,使宋代的造船技术有很大的进展。
首先,在海船上广泛地使用指南针和罗盘,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。北宋的《萍洲可谈》和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,南宋的《诸蕃志》和《梦粱录》对此都有记述,此处不详谈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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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《高峰文集》卷5《漳州到任条具民间利病五事奏状》,《宋会要》食货50之13。
②《诸蕃志》卷下。
在动力方面,除帆和桨外,南北朝的陈代发明的踏车得到了推广和提高。《陈书》卷13《徐世谱传》说:“世谱乃别造楼船、拍舰、火舫、水车,以益军势。”此处的“水车”应即是后世的车船。李纲说,荆湖南、北路一带的车船“其大有至三、四十车者”,每车有两个轮,“鼓蹈双轮势似飞”,“施于大江重湖,以破长风巨浪,乃其所宜”①。南宋初有一种“飞虎战舰,傍设四轮,每轮八楫,四人旋斡,日行千里”②。楫就是翼片,每轮有八个翼片击水。每一双翼轮设于船舷两侧,贯轴一根,谓之一“车”。船舱里的轴上当设有踏板,供人“鼓蹈”。估计踏车的发明与农田用的水车有关。飞虎战舰是小船,只两车四轮,每车两人蹬踏,即可“日行千里”。如果是三、四十车的大船,每车的蹬踏者恐怕不止两人。有的船还实行车、桨并用,在宋孝宗时,建康府就造了一种“一车十二桨四百料战船”③。车船不能航行浅水,也未用于航海,其优点是速度快。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,杨么军曾以车船痛击官军。在著名的采石之战,南侵的金军面对“迅驶如飞”的车船,只能望江兴叹。④车船装备了最原始的螺旋桨,是近代明轮汽船的祖宗。
杜甫诗说:“蜀麻吴盐自古通,万斛之舟行若风。”⑤撇开诗的夸张,可知唐朝已使用“斛”作船舶的载重单位。宋朝更多地使用“料”的概念。宋太宗时,已有“千料船”和“千料已下船”的记载。⑥关于料的含义,且引两条记载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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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《梁豁全集》卷29《教习战舰五绝》序:“长沙有长江重湖之险,而无战舰水军。余得唐嗣曹王皋遗制,创造战舰数十艘,上下三层,挟以车轮,鼓蹈而前,驶于阵马。募水军三千人,日夕教习,以二月十八日临清门按阅,旌旗戈甲一新,观者如堵。成五绝句以志之。”卷103《与宰相论捍贼劄子》,卷121《与吕安老龙图书》。
②《要录》卷56绍兴二年七月丁丑。
③《宋会要》食货50之22。又据食货50之28载,有一种马船,“暗置女头(护板)、轮、桨,使可折卸”。要随时拆卸,技术上更不易,食货50之33记载一种“铁壁铧觜船”,“两边各安车二座并桨三枝”。
④《会编》卷238,239,241,242记载了宋军使用车船的情况。
⑤《全唐诗》卷229《夔州歌十绝句》。
⑥《宋会要》食货42之2,46之3。
“(宋徽宗政和三年)九月十三日,两浙转运司奏:……缘本路所管纲船并是三百料,与他路大料纲船不同。……每船一只,装米二百四十石外,有六十石力。”①
“(宋高宗)建炎四年七月三十日,户部言:……且以五百料船为率,依条八分装发,留二分揽载私物,如愿将二分力升加料装粮,听。八分正装计四百硕,每四十硕破一夫钱米;二分加料计一百硕,旧法每二十硕破一夫。”②
按漕运制度,允许雇募来的水手艄工附装二分客商私货,如二分载重量也装有官物,每二十石可增加雇一人的钱米。由上引计载可知,料和斛、石实际上是一回事。沈括说:“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为一石,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。”⑧当时船舶载重,“皆以米为准”④。一石米为92.5宋斤,约合110市斤,这就是一料的载重量。
“料”的原意是指材料、物料,所以转用为载重计量单位,大概与船舶设计有关。当时设计船舶主要以载重多少石为准,再依据行江航海等实际需要,计算长度、宽度等等数据,画成“船样”(图纸)。并且估算用料若干,人工若干,共计造价若干,以便官府支拨钱粮。如船舶造得好,宋廷往往向别处船场颁发“船样”,命令仿造。⑤载重量大的用料多而大,载重量小的用料少而小,久而久之,“大料”和“小料”就成了载重量大小的代名词。⑥由此可知,宋代造船业从设计到施工,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,有了一套科学化的工作程序。能把载重多少作为设计指标,没有相当纯熟的工艺水平,显然是办不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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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《宋会要》食货45之4,49之29~30。
②《宋会要》食货43之16,47之15。
③《梦溪笔谈》卷3。
④《武经总要》前集卷11:“凡水战以船舰大小为等胜,人多少皆以米为准,一人不过重米二石。”事实上各类船舶都是如此。
⑤《宋会要》食货50之34:“温州言:制置司降下船样二本,仰差官买木,于本州有管官钱内各做海船二十五只。”
⑥《宋会要》食货50之13有“小料”、“大、小料”的名称,前引的正文也有“大料纲船”的说法。
泉州发掘的宋船估计载重为200吨,约折合宋时3636料,由于计料都用整数,应是三千六百料的海船。《梦粱录》卷12《江海船舰》载:“海商之舰大小不等,大者五千料,可载五、六百人。”一般大船载重约275吨,比这艘船更大。五千料决非大船的极限。北宋神宗时,荆湖地区有一艘内河“万石船”,“钱载二千(应为‘十’)万贯,米载一万二千石”①,其载重约660吨。宋神宗派使节去高丽,命“明州造万斛船二只”。②宋徽宗时出使高丽,又造了两艘更大的海船,号为“神舟”。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没有交待神舟的载重,但不妨与同行的六艘“顾募客舟”作比较。这六艘船各“长十馀丈,深三丈,阔二丈五尺,可载二千斛粟”。“神舟之长阔高大、什物器用、人数,皆三倍于客舟”⑧。如按长、深、阔各三倍于客舟计算,其容积和载重应为二千料船的二十七倍。当然,这种简单化的计算与实际必有误差;如作保守的估计,神舟也应是二万料以上的大船,载重1100吨以上。南宋时,内河车船有长达三十六宋丈的,④约合111米。神舟的长度约四十宋丈上下,即使以现代的眼光看,也相当可观了。在当时,真成了“超冠今古”的庞然大物,“巍如山搬,浮动波上,锦帆鹤首,屈服蛟螭”。很多外国人聚集海岸,观看远航的友好使船,“倾国耸观”,“欢呼嘉叹”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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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《画墁集》卷8。据《宋史》卷180《食货志》,一贯钱重五斤。二十万贯合百万斤,大体相当一万二千石米的重量。
②《说郛》卷37《倦游录》。
③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卷34《客舟》。
④《老学庵笔记》卷1。
⑤《官和奉使高丽图经》卷34《神舟》。
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,造大船极其不易。南宋初,命抚州造二十二宋丈车船,“法当用材四丈有馀,此材非深山穷谷中无有”,砍伐后“致之水滨”,相当费力。①广西路钦州出产一种乌婪木,最宜做数万料大船的舵,“缜理坚密,长几五丈,虽有恶风怒涛,截然不动”,“真凌波之至宝”。在本州值数百贯一根,因运输困难,到得广州,就涨价十倍。③
大船的结构也相当复杂,且以宋徽宗时出使高丽招募的六艘二千料客舟为例。“皆以全木巨枋搀叠而成,上平如衡,下侧如刃”。全船分三舱,中舱又分四室。防水隔舱很早以来已由中国人首先发明,这次发掘的“泉舶”更分了十三舱。“客舟”船头用石丁石作锚,“上绾藤索,其大如椽,长五百尺”。抛锚起锚则使用滑轮。如遇“风涛紧急”,还须加抛“游矴”。船尾的正舵有“大小二等,随水浅深更易”,另加设两个“三副舵”。船舷两侧“傅大竹为橐以拒浪”。装载人与货,则以竹橐当吃水线,“水不得过橐”。主桅杆高十宋丈,前桅杆高八宋丈,共装帆110幅,正风用帆,“稍偏则用利篷”。“风有八面,唯当头不可行”,可见是高效率的航帆。此外,又用鸟羽测风向,以铅硾测水深,尖底船“海行不畏深”,最怕是搁浅倾覆。③这六艘船是两浙路和福建路先进海船业的杰作。现代大海船可以看作工业技术展览会,当时的大海船也同样起着手工业技术展览会的作用。宋朝的造船业曾在当时世界居于先进行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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