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明、清代的茶,茶的别称
走向繁复、琐碎、奢侈的宋代茶艺,到了元代,又回归真朴,追求简约,重返自然。与宋代茶书兴盛的状况相反,元代茶业着作却迅速地滑到了谷底。经过千曲百折,明代茶集的编撰再度呈现辉煌,五十多部茶书相继问世,真是‘另有奇葩逞风流‘,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的茶书撰写巅峰时期。
元移宋鼎,中原传统的文化精神受到严重打击,茶文化也面临逆境。
与宋代茶艺崇尚奢华、繁琐的形式相反,北方少数民族虽嗜茶如命,但主要出於生活的需要,对品茶煮茗没多大的兴趣,对繁琐的茶艺更不耐烦。原有的文化人希冀以茗事表现风流倜傥,也因故国残破把这种心境一扫而光,转而由茶表现清节,磨砺意志。
选茗艺茶,是品茶的第一要素。明代的名茶品目繁多,最为人们称道的六品,即:虎丘茶、天池茶、罗、茶、六安茶、龙井茶、天目茶,其中又最崇尚罗、茶。罗、茶产地在今浙江省长兴县境,‘介於山中谓之、,罗氏隐焉故名罗‘(许次纾《茶疏》);‘罗、去宜兴而南逾**十里,浙宜分界,只一山冈,冈南即长兴山,两峰相阻,介就夷旷者,人呼、云。‘
刻意追求茶原有的特质香气和滋味,是明人的特色之一。对於前人的制作和饮法使茶香失去天然、纯真,他们提出了激烈的批评:‘即茶之一节,唐宋间研膏、蜡面、京铤、龙团,或至把握纤微,直钱数十万,亦珍重哉、而碾造愈工,茶性愈失,矧杂以香物乎?曾不若今人止精於炒焙,不损本真。故桑、《茶经》第可想其风致,奉为开山,其舂、碾、罗、则诸法,殊不足仿。‘批评到‘茶圣‘陆羽的头上,话已经说得够尖锐了。那麽,如何才能‘精於炒焙,不损本真‘呢?这就是明人在蒸青基础上改进而成的、更臻完美的‘炒青法‘。
花茶的发明虽在宋代,但到明代时,花茶已从文人隐士别出心裁的雅玩逐渐普及到民间,成为普通人品茶的又一新天地。‘木樨、茉莉、玫瑰、蔷薇、兰蕙、桔花、栀子、木香、梅花皆可作茶‘。放花的比例是‘三停茶叶一停花始称‘,因为‘花多则太香而脱茶韵,花少则不香而不尽美‘。木樨采摘的花先去掉枝蒂和沾在花上的灰尘与虫子,‘用瓷罐一层茶一层花投间至满‘,用竹叶或纸扎牢,‘入锅重汤煮之,取出待冷,用纸封裹,置火上焙干收用‘。流行的还有‘橙茶‘,‘将橙皮切作细丝,一斤以好茶五斤熔干,入橙丝间和。用密麻布衬垫火箱,置茶於上烘热,净棉被罨之。三两时随用建连纸袋封裹,仍以被罨焙干收用‘。另有一种‘莲花茶‘,‘於日未出时,将半含莲花拨开,放细茶一撮,纳满蕊中,以麻皮略絷,令其经宿。次早摘花,倾出茶叶,用建纸包茶烘干。再如前法,又将茶叶入别蕊中,如此者数次,取其焙干收用,不胜香美‘。
水质评鉴,是品茶的又一要素,也是明代茶书论述的又一重点。前人一贯对水的鉴别十分重视,明代也有专着,如田艺蘅撰的《煮泉小品》(1554年),全书5000余字,分为源泉、石流、清寒、甘香、宜茶、灵水、异泉、江水、井水、绪谈十类,议论夹杂考据,洋洋地阐述了各类水的具体状况,虽然不乏可议之处,但仍不失为一本系统的烹茶用水着作。
在宋、元时代之后,中国人所饮用的茶,固形茶是最通行的;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代以后,认为固形茶是奢侈浪费,已经失去茶的真味,同时要人民节省劳力,於是废止末茶(使固形茶成为粉末的)而鼓励人民喝一种连茶叶的煎茶。这一种从固形茶到煎茶的大变化,使得中国茶书的根底发生动摇,但随着煎茶的普及,关於茶的知识的需求也格外提高。
从明代开始,有茶政之设,正式管理以茶易马的互市,这种机构称为‘茶司马‘,为官家正式设立管理茶政的大组织,可见茶在当时已占明朝军事与对外贸易的重要地位
清代伊始,就废弃一切禁令,允许自由种植茶叶,或设捐统收,或遇卡抽厘,以讫於民国的茶政。从此可看出:茶是人民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,所以才视之为:‘开门七件事,油、盐、柴、米、酱、醋、茶。‘
进入封建末世的清代,虽然有过‘康乾盛世‘,但终究无可挽回地走上了政治经济的式微之路。在这种新的格局下,中国茶文化虽然不免受到影响,而饮茶却更为平民化、更为普及,只是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间,茶的着作只有十多种,其中有的还下落不明,与明代的盛大状况相比,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
然而,清代的痴茶、爱茶、醉茶之士,并非完全在传统中作茧自缚,他们也有鲜活的思想和勃发的创造。只是他们的真知灼见,大多融会到诗歌、小说、笔记小品和其他着述之中。
丰富地载录清代茶事的书,当首推《清稗类钞》。这部书由清末民初人徐珂采录数百种清人笔记,并叁考报章记载而辑成,大都是反映清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的。该书中关於清代的茶事记载比比皆是,如‘京师饮水‘、‘吴我鸥喜雪水茶‘、‘烹茶须先验水‘、‘以花点茶‘、‘祝斗岩咏煮茶‘、‘杨道士善煮茶‘、‘以松柴活火煎茶‘、‘邱子明嗜工夫茶‘、‘叶仰之嗜茶酒‘、‘顾石公好茗饮‘、‘李客山与客啜茗‘、‘明泉饮普洱茶‘、‘宋燕生饮猴茶‘、‘茶癖‘、‘静叁品茶‘、‘某富翁嗜工夫茶‘、‘茶肆品茶‘、‘茗饮时食肴等等,成为清代茶道与清人‘茶癖‘的全景观照。
《清稗类钞》还多方面记载了不同阶层的品饮活动。茶肆饮啜,‘有盛以壶者,有盛以碗者。有坐而饮者,有卧而啜者‘。进入茶肆者,‘终日勤苦,偶於暇日一至茶肆,与二三知己瀹苟深谈‘者有之,‘日夕流连,乐而忘返,不以废时失业为可惜者‘亦有之。清代京师茶馆,‘茶叶与水之资,须分计之。有提壶以往者,可自备茶叶,出钱买水而已‘。平日,茶馆中‘汉人少涉足,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,亦厕身其间,并提鸟笼,曳长裙,就广坐,作茗憩,与圉人走卒杂坐谈话,不以为忤也。然亦绝无权要中人之踪迹‘
甘侯――故事出自唐-孙樵的《与焦刑部书》。该书有一段记载:“晚甘侯十五人,遣侍齐阁。此徒皆请雷而圻,拜水而和,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,月涧龙之品,慎勿贱用之。”
涤烦子――故事出自唐-常伯熊《烹茶账中》。《唐中史补》上说:“常鲁公随使西番,烹茶账中。赞普问:‘何物?’曰:‘涤烦疗渴,所谓茶也。’因呼茶为涤烦子。”施肩吾有诗云:“茶为涤烦子,酒为忘夏君”。
森伯――故事出自南朝后-汤悦的“森伯颂”。《清异录》上说:“汤悦有森伯颂,盖颂茶也。略谓:方饮而森然,严于齿牙,既久罡肢森然。二义一名,非熟夫汤瓯境界,谁能目之。”
清友――故事出自宋-苏易简的《文房四谱》。“事物异名录”《文房四谱》曰:“叶喜字清友,号玉川先生。清友,谓茶也”。姚合品茗诗:“竹裹延清友,迎风坐夕阳。”
馀甘氏――故事出自宋-李郛的《纬文琐语》:“世称橄榄为馀甘子,亦称茶为馀甘子。因易一字,改称茶为馀甘氏,免含混故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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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移宋鼎,中原传统的文化精神受到严重打击,茶文化也面临逆境。
与宋代茶艺崇尚奢华、繁琐的形式相反,北方少数民族虽嗜茶如命,但主要出於生活的需要,对品茶煮茗没多大的兴趣,对繁琐的茶艺更不耐烦。原有的文化人希冀以茗事表现风流倜傥,也因故国残破把这种心境一扫而光,转而由茶表现清节,磨砺意志。
选茗艺茶,是品茶的第一要素。明代的名茶品目繁多,最为人们称道的六品,即:虎丘茶、天池茶、罗、茶、六安茶、龙井茶、天目茶,其中又最崇尚罗、茶。罗、茶产地在今浙江省长兴县境,‘介於山中谓之、,罗氏隐焉故名罗‘(许次纾《茶疏》);‘罗、去宜兴而南逾**十里,浙宜分界,只一山冈,冈南即长兴山,两峰相阻,介就夷旷者,人呼、云。‘
刻意追求茶原有的特质香气和滋味,是明人的特色之一。对於前人的制作和饮法使茶香失去天然、纯真,他们提出了激烈的批评:‘即茶之一节,唐宋间研膏、蜡面、京铤、龙团,或至把握纤微,直钱数十万,亦珍重哉、而碾造愈工,茶性愈失,矧杂以香物乎?曾不若今人止精於炒焙,不损本真。故桑、《茶经》第可想其风致,奉为开山,其舂、碾、罗、则诸法,殊不足仿。‘批评到‘茶圣‘陆羽的头上,话已经说得够尖锐了。那麽,如何才能‘精於炒焙,不损本真‘呢?这就是明人在蒸青基础上改进而成的、更臻完美的‘炒青法‘。
花茶的发明虽在宋代,但到明代时,花茶已从文人隐士别出心裁的雅玩逐渐普及到民间,成为普通人品茶的又一新天地。‘木樨、茉莉、玫瑰、蔷薇、兰蕙、桔花、栀子、木香、梅花皆可作茶‘。放花的比例是‘三停茶叶一停花始称‘,因为‘花多则太香而脱茶韵,花少则不香而不尽美‘。木樨采摘的花先去掉枝蒂和沾在花上的灰尘与虫子,‘用瓷罐一层茶一层花投间至满‘,用竹叶或纸扎牢,‘入锅重汤煮之,取出待冷,用纸封裹,置火上焙干收用‘。流行的还有‘橙茶‘,‘将橙皮切作细丝,一斤以好茶五斤熔干,入橙丝间和。用密麻布衬垫火箱,置茶於上烘热,净棉被罨之。三两时随用建连纸袋封裹,仍以被罨焙干收用‘。另有一种‘莲花茶‘,‘於日未出时,将半含莲花拨开,放细茶一撮,纳满蕊中,以麻皮略絷,令其经宿。次早摘花,倾出茶叶,用建纸包茶烘干。再如前法,又将茶叶入别蕊中,如此者数次,取其焙干收用,不胜香美‘。
水质评鉴,是品茶的又一要素,也是明代茶书论述的又一重点。前人一贯对水的鉴别十分重视,明代也有专着,如田艺蘅撰的《煮泉小品》(1554年),全书5000余字,分为源泉、石流、清寒、甘香、宜茶、灵水、异泉、江水、井水、绪谈十类,议论夹杂考据,洋洋地阐述了各类水的具体状况,虽然不乏可议之处,但仍不失为一本系统的烹茶用水着作。
在宋、元时代之后,中国人所饮用的茶,固形茶是最通行的;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代以后,认为固形茶是奢侈浪费,已经失去茶的真味,同时要人民节省劳力,於是废止末茶(使固形茶成为粉末的)而鼓励人民喝一种连茶叶的煎茶。这一种从固形茶到煎茶的大变化,使得中国茶书的根底发生动摇,但随着煎茶的普及,关於茶的知识的需求也格外提高。
从明代开始,有茶政之设,正式管理以茶易马的互市,这种机构称为‘茶司马‘,为官家正式设立管理茶政的大组织,可见茶在当时已占明朝军事与对外贸易的重要地位
清代伊始,就废弃一切禁令,允许自由种植茶叶,或设捐统收,或遇卡抽厘,以讫於民国的茶政。从此可看出:茶是人民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,所以才视之为:‘开门七件事,油、盐、柴、米、酱、醋、茶。‘
进入封建末世的清代,虽然有过‘康乾盛世‘,但终究无可挽回地走上了政治经济的式微之路。在这种新的格局下,中国茶文化虽然不免受到影响,而饮茶却更为平民化、更为普及,只是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间,茶的着作只有十多种,其中有的还下落不明,与明代的盛大状况相比,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
然而,清代的痴茶、爱茶、醉茶之士,并非完全在传统中作茧自缚,他们也有鲜活的思想和勃发的创造。只是他们的真知灼见,大多融会到诗歌、小说、笔记小品和其他着述之中。
丰富地载录清代茶事的书,当首推《清稗类钞》。这部书由清末民初人徐珂采录数百种清人笔记,并叁考报章记载而辑成,大都是反映清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的。该书中关於清代的茶事记载比比皆是,如‘京师饮水‘、‘吴我鸥喜雪水茶‘、‘烹茶须先验水‘、‘以花点茶‘、‘祝斗岩咏煮茶‘、‘杨道士善煮茶‘、‘以松柴活火煎茶‘、‘邱子明嗜工夫茶‘、‘叶仰之嗜茶酒‘、‘顾石公好茗饮‘、‘李客山与客啜茗‘、‘明泉饮普洱茶‘、‘宋燕生饮猴茶‘、‘茶癖‘、‘静叁品茶‘、‘某富翁嗜工夫茶‘、‘茶肆品茶‘、‘茗饮时食肴等等,成为清代茶道与清人‘茶癖‘的全景观照。
《清稗类钞》还多方面记载了不同阶层的品饮活动。茶肆饮啜,‘有盛以壶者,有盛以碗者。有坐而饮者,有卧而啜者‘。进入茶肆者,‘终日勤苦,偶於暇日一至茶肆,与二三知己瀹苟深谈‘者有之,‘日夕流连,乐而忘返,不以废时失业为可惜者‘亦有之。清代京师茶馆,‘茶叶与水之资,须分计之。有提壶以往者,可自备茶叶,出钱买水而已‘。平日,茶馆中‘汉人少涉足,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,亦厕身其间,并提鸟笼,曳长裙,就广坐,作茗憩,与圉人走卒杂坐谈话,不以为忤也。然亦绝无权要中人之踪迹‘
甘侯――故事出自唐-孙樵的《与焦刑部书》。该书有一段记载:“晚甘侯十五人,遣侍齐阁。此徒皆请雷而圻,拜水而和,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,月涧龙之品,慎勿贱用之。”
涤烦子――故事出自唐-常伯熊《烹茶账中》。《唐中史补》上说:“常鲁公随使西番,烹茶账中。赞普问:‘何物?’曰:‘涤烦疗渴,所谓茶也。’因呼茶为涤烦子。”施肩吾有诗云:“茶为涤烦子,酒为忘夏君”。
森伯――故事出自南朝后-汤悦的“森伯颂”。《清异录》上说:“汤悦有森伯颂,盖颂茶也。略谓:方饮而森然,严于齿牙,既久罡肢森然。二义一名,非熟夫汤瓯境界,谁能目之。”
清友――故事出自宋-苏易简的《文房四谱》。“事物异名录”《文房四谱》曰:“叶喜字清友,号玉川先生。清友,谓茶也”。姚合品茗诗:“竹裹延清友,迎风坐夕阳。”
馀甘氏――故事出自宋-李郛的《纬文琐语》:“世称橄榄为馀甘子,亦称茶为馀甘子。因易一字,改称茶为馀甘氏,免含混故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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